将接着梳理一波进阶概念，它们在教材中不算常见，也不常被真题直接考察，但都是实实在在的凝练型表达，兼具学理性与前沿性，不需要长篇大论，一个小词即可显示出同学的积累与运用能力，是答题中必不可少的加分语料。
小小班还特别整理了近年优秀研究成果和热点文章中相匹配的论述素材，参考文中的表达案例，下次写论述题时就不犹豫地用起来吧！
社会资本通常指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的资本。社会资本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等。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拥有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
有学者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界定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与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息息相关。
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桥接型与凝聚型两类。桥接型社会资本对应弱连接的关系网络，可提供异质的信息和新鲜的观点。凝聚型社会资本则通常来自强连接的关系网络，可提供情感慰藉与支持。
例：互联网打破了由媒体及文化工业进行把关的“造星”机制，使得慢慢的变多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会化媒体成为新型意见领袖，实现社会资本的累积。
互动仪式链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构成了社会和群体的动力来源，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并为参与者们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人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可的活动。
不同情境下的接触形成了不同的互动仪式，经由时间延伸，并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互动仪式链。互动仪式包括四个要素：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②形成关系圈子，对局外人设定界限；③参与者关注同一焦点；④参与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
抖音的问世顺应了时代变迁和客户的真实需求的变化，它以用户为中心、以个性化推荐为支点，开辟了便捷的交互空间，提供了情感共享的体验渠道，建构了丰富的交互情境，形成了具有稳定、持续、广泛的互动仪式市场。
集体记忆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提出，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集体记忆是群体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拥有集体记忆未必可构建和维系一个群体，而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对大多数群体而言，集体记忆意味着基于“我们”的话语和行动而形成的共同的命运感、共通的文化血缘和共持的价值信念。集体记忆往往由权力的拥有者操控，而互联网时代集体记忆的权力部分转移至个体。
主流媒体在抗疫期间生产并刊发的一系列报道，以特有的叙事方式和描写技巧，成为构建集体认同的特定符号。集体记忆和即时认同的意义在于激发了用户的情感参与，将报道中的他者体验升级为受众的共同记忆。创作者和受众通过阅读行为建立情感公民。
在集体记忆构建的过程中，大众不再是屏幕前的读者，而是从新闻故事中时空背景、人物关系和情感纽带建立起与特定时空的价值认同，在获得心灵慰藉的同时也认同接纳了文本蕴含的主流价值观。
群氓的智慧指群体所具有的优于个体或个体总和的智慧与能力。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指出，群体被看做一种自适应的技巧，适应于任何分布式的活系统，并创造出群体智慧。
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中也指出，群体的成员各有所长，群体智慧即指虚拟社区在充分的利用其成员知识技能方面所具备的能力。“群氓的智慧”往往适用于以简单任务为导向和以创造分享为导向的情境。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互动，使得个体智慧转化为群体智慧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但也应警惕群体力量被滥用的风险，避免和克服群体盲动与迷失。
例：在社会化媒体中，群体的协同也会形成群体力量，产生群体性智慧，在某些类型的信息病毒（如谣言、假新闻等）的识别方面发挥作用。但这种互动也有一定可能会带来群体性迷失，如果要达成群氓的智慧，还需要交往理性的支撑（彭兰，2021）。
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的盲思”这一现象。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进一步明确了“群体盲思”的内涵，即群体可能助长轻率的一致以及危险的自我审查，因而不能综合信息和扩大讨论的范围。
群体盲思提供了考察新媒介环境下群体互动的另一种视角，即网络群体汇聚可能强化群体心理的作用，群体中的同质化信息形成裹挟之势，共同导致个体丧失理性，群体出现集体性的迷失、盲从和极化特征。
个体的汇聚可以有多种模式，不同的结构与机制，会导致互动产生不同的效果。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互动，使得个体智慧转化为群体智慧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但也带来了群体力量被滥用的风险。要避免或减少群体盲动与迷失，就应当改善连接、聚合及互动的结构与机制，使群体作为一个自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我修正与进化。
流瀑效应指一种社会性趋同心理。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直接了解事件的详情信息，人们在形成自己观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依靠其他人的看法。而率先发表的看法会像瀑布一样往下游冲刷，从而将后来人的观点进行清洗。
美国学者桑斯坦精确指出了信息流瀑和群体极化的内涵，认为流瀑既能影响事实判断，也能影响价值判断。他也指出信息流瀑可用来描述大量谣言散播的过程，而群体极化则使谣言落地生根，即在信息大量传播的过程中，极端一致的观点会形成并不断强化。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的表达往往会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或者追求流量，或者出于政治的野心，或者为了成名，不一而足。这些非理性“讨论”往往会以另类的表达来吸引注意力。这正是桑斯坦所指的“社会流瀑”现象：当流瀑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自己认为）别人持有什么想法。
懒人行动主义是一个自创词，将具有消极意味的懒人（slack）与具有积极意味的行动主义（activism）进行重构，制造出矛盾冲突的语境。懒人行动主义是指用很少的承诺就能支持别人行动的行为。其形象地概括了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凭借关注、转发、点赞等行为便可制造出一种积极动员与广泛行动的假象。
针对其的批评大多分布在于线上行动的低效性和虚幻感：一方面，线上行动可能与线下脱节，无法带来实质影响或真正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的娱乐属性和表演行为，也有一定可能会导致线上的关注和分享沦为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参与主体或许抱有良好的初衷，但在实际上普遍缺乏持续推进的行动热情。
懒人行动主义描述了互联网对于政治参与作用的有限性，即参与上的便捷并不必然导致参与质量的提升，并且也有一定的可能产生的是不利影响。地球一小时、转发蜡烛祈祷等我们熟知的事件或现象，是很典型的“懒人行动主义”活动。绝大多数这类活动，对于真实的生活中的政治结果没有必然影响，仅仅增加了参与者的心理满足感。长此以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衰落。
全景监狱全称为“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其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圆形监狱”设想发展而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进行了全面论述。全景监狱描述了一种环形建筑空间，其四周被分成多个小囚室，中间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站在塔上就可以监视囚犯。
在全景监狱中，观看是一种权力，被观看的人只能选择服从管制，由此外部的规则便渐渐变成自律性质的约束。福柯认为，在规训的社会，权力正在通过全景监狱的模式控制社会的所有的领域，并主张从空间的视角看待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
此后，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发展了福柯的思想，将信息社会比作一个规模庞大的“超级全景监狱”，认为信息的流动与存储瓦解并重构了个体的身份，使得监视超越了时空限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并默认其合理性。
“健康码”是控制疫情扩散恢复生产的应急措施，而“文明码”不存在与之程度相匹配的情境，因此其本质上存在的根据就成为了被诟病的理由。此举反而会加重疫情期间人类对于个人数字隐私的焦虑，以及隐私权的思考。如果说全景监狱还是一种中心化的监视，行动者只能处于被观察的境地，那么鲍曼提出的后全景监狱时代下，去中心化的监视正在蔓延。监视者走出瞭望塔，走出监狱，隐没进了无人能把握的信息洪流之中，监视行为也随信息的流动涌向人之所及的各个角落。当公民的所有行动都置于“文明码”之下，那么公民隐私可能就只是“皇帝的新衣”罢了。
狂欢理论最早由巴赫金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虽然狂欢节古已有之, 但始终没有被上升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巴赫金则将“狂欢”现象实现了理论化。狂欢理论最重要的包含狂欢历史及其演变、狂欢的本质及其特征、狂欢的参与者、狂欢的广场形式、狂欢语言等要点。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这一文化符号，蕴含着民众的集体狂欢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它区别于官方严肃的“第一世界”，是人类生活的“第二世界”，是所有人都积极参加的“翻了个的生活”。通过全民化的戏谑式狂欢，底层与上层实现了一种暂时但平等自由的对话，由此狂欢成为一种反抗霸权力量、建立平等自由之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
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网络狂欢则指互联网空间中出现的不分等级、全民参与、高度自由的狂欢化浪潮。在网络狂欢的具体表现中，互联网空间成为人类摆脱各种压制力量与无趣乏味的日常生活的“第二世界”，狂欢仪式则以网络为平台向四围辐射，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全方位、持续性的强劲态势，包括了文字的嘲讽、图象的戏谑、语音的调侃、影象的颠倒等表现形式，传递了自由平等的狂欢精神。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指出，人们在狂欢节上通过变装、带上面具等方式，暂时性地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财富、名望的幻想。同样的，主播自我赋权，草根加冕，受到关注，斩获名利；观众心理满足，热情围观，积极互动。双方在“吃播”短视频这个场景中，进行脱域性展演，形成具有集体性、仪式化的狂欢效果。
在西方政治传播语境中，另类空间往往用来描述具有松散组织架构的反民主话语空间。其超越了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左右翼之分，自成一体，站在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打破了稳定的西方政治文化格局。
一方面，另类空间具有着强大的符号资源动员能力和虚假信息炮制传播机制，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使参与者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破坏了公民的信任基础。另一方面，另类空间的兴盛间接导致了西方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旁落，一些传统媒体为了与另类空间的另类媒体争夺“吸睛效应”,可能会放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进一步陷入公信力困境。“布莱巴特新闻网““信息战争”等极端右翼媒体均是另类空间中极具影响力的另类媒体。
以底层白人为代表的另类右翼在基于另类空间的信息环境下，通过种种“后真相”和“另类事实”强化既有的立场，其所传达的白人优先、美国优先等民粹主义思潮，对于向来以开放包容著称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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